马强才|作为诗人的章太炎

前言

文丨马强才

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,浙地政、学、商精英,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,堪称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浪潮的中流砥柱。其中,章太炎先生可谓贡献最巨、影响最深者。章氏一生,获得头衔名号甚多,有国学大师、汉学泰斗、朴学宗师、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和“一代文豪”等。通过这些称呼、名号,我们不难看出,很长一段时间来,人们多未重视章太炎的“诗人”地位,甚至很多研究章太炎思想、文学的专书大著,仅就文章立论,而对他的诗作,往往只字不提。这与章太炎在晚清民国诗坛的实际地位和巨大影响难以相符。1923年,胡适评点《申报》诞生“五十年来”从“古文学”到“新文学”转变的诗坛,特辟专节分析章太炎诗歌创作中“革命”与“复古”之间的矛盾,而忽略大量晚清、民初旧体诗人,恰好说明章氏诗作具有一定代表意义。将近百年过去,时至今日,有关章太炎诗作研究的专题论述,仅有区区两三篇论文而已,难说全面解决问题,甚至还有诸多错误认识等待纠正,留有较大可以讨论的空间。章太炎诗作存世数量如何?长于何体?艺术成就如何?与章氏思想观念的关联如何?诸如此类看似基础的问题,自民国时代即已聚讼纷纭,可谓章太炎诗歌研究的“难题”,仍需进一步的解决。为此,本文尝试对章太炎诗歌做一番鸟瞰,希望从三个方面克服部分难题。耳闻目见有限,恳请方家赐教。

传说章太炎七岁时,已展露写诗天赋。今天的仓前故居展览中,称章太炎曾即席赋诗一首:“天上雷阵阵,地下雨倾盆;笼中鸡闭户,室外犬管门。”从此,章太炎踏上诗歌创作道路,用以传写自己的心志,抒发情性之真。汤国梨女士曾谈到,太炎先生“常作诗”,因而自己多填词。如此,章太炎具有诗人面目,常将心意寄托于诗作艺术天地之中。或许可以说,诗作乃章太炎一生颇为重要的文化活动。那么章太炎一生到底创作有多少首诗作?

从文献来看,章太炎诗作大多收入《太炎文录初编》及《太炎文录续编》。两“编”共收录55题诗作凡90首。《太炎文录初编》五卷,1915年上海右文社编,内有《文录》二卷,“为章太炎早年的诗文结集”,共收录单篇诗文127篇。其中,收录《艾如张》《董逃歌》《鳷鹊案户鸣》《山阴徐君歌》和《东夷诗十首》等诗作20题、36首。诗篇排列,大致按照时间先后,最早者为《艾如张》,1898年作,刊发于1899年三月版《清议报》第八册,而最晚者为《上留田行》,刊发于1914年12月5日出版的《雅言》第十一期。

1938年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刊《太炎文录续编》,收录章太炎“手写民国五年出都以后所作诗三十八首”,凡35题,收录“十七年以后诗十六首”,凡14题。集中诗作,远未收录完备。编辑人之一的孙世扬坦言自己“侍于公者十年,每逢公单篇之作,则为缮写,而以草稿藏之,积所得近百首”。这些“手泽”之稿,似乎成为《续编》的主要来源。然而,当时整理人已经发现,“有民国初年之作,既为初编、补编所不收,则不敢续录。更有年代较晚而不知其来历者,亦不敢阑入者”。孙世扬所言,诗文并举,暗示他们收录“卷七下”中的诗作,实有大量遗漏。

今检阅章太炎书信、名人回忆录、日记和诗话等部分文献资料,会发现两编均有遗漏。如早年《台北旅馆抒怀寄呈南海先生》《儒冠》《西归留别中东诸子》《赠吾君遂诗》《漫兴》《狱中赠邹容》和《梁元客》等,亦曾传诵一时,堪称名作佳什,散见于《清议报》《浙江潮》等多晚清报刊。步入民国,遗失亦多,如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婚礼即席口占两首,端赖当时传媒发达,得以流传至今。又,1913年9月20日,章太炎先生将《短歌八章》寄汤国梨女士,因家书保存、出版而流传下来。又如,1935年的《赠丁鼎丞》五律,依靠名人题跋的转录而存世。还有,据说是章太炎最后一首诗作——《口占七绝题赠宋人英》,原载上海《立报》1936年6月22日《花果山》副刊。除此,从一些书信、日记和诗话数据中,可以发现部分诗作已经亡佚。如给章太炎宋恕的书信中,曾提及1900年有“和”俞樾《秋怀》四首。又如,致黄侃的书信中,提及尚有两首诗作未见刊行。如1928年四月初十日书,称“拙作《寒食》一章,旭初来书亦拟作和,未知其风骨如何?”又如1928年四月二十六日, 章太炎“喜见楚金书,以传世者无一字也。因成一章,望与旭初同观”。汤志钧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曾有收录以上绝大部分诗作。今有马勇编《太炎文录补编》,辑录章太炎佚作多首,合上前述二编,基本网罗殆尽。

这些零散的诗作,绝非毫无价值。恰好相反,断篇零什往往能反映章太炎生平事迹、心志情愫和思想观念。比如,上述章太炎先生最后一首诗作,写作缘起如次:当年五月,章太炎身患重病,杜门卧床苏州。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艺术科教师宋人英,前往探视。谈话中,太炎先生兴致颇高,床侧依桌铺纸,挥毫写就七绝一首。后太炎先生病情急速恶化,于6月14日阖然长逝。据学者考证,此诗遂成为太炎先生最后一首诗作。诗云:

疏影斜偎水竹丛,东风先吐一枝红;莫跨姑射如冰雪,得妇真怜似潞公。

从诗意来看,主题咏梅。起句化用林逋之句,点出梅花高洁、潇洒与俊秀飘逸之态。次句,言梅花乃春天先开之花,暗用李白诗中典故,紧扣首句,写出颜色明丽。第三句,用消极命令句法,转换写作内容,引领读者关注“颜色”之外的品格。第四句,水到渠成说明梅花之品格,可以为精神伴侣,恰如北宋名臣文彦博,外表之“文”婉转妩丽,内里品性却是“老成有持”,故能功名盖世。如此之品性,太炎先生十分推重和喜爱,视之为精神伴侣。考虑到太炎先生家乡,处杭城之西,梅花乃常见之物,且一、四句用孤山林逋故事,我们可以推测太炎临终抒怀,或有桑梓之思?诸如此类诗作,实乃弥足珍贵,传达、透露太炎先生的心绪思维,绝非其文章、专著可比。

那么,到底还有多少完整的散见之作?据笔者初步统计,约40余首诗作,未收入上述“文录”。姚奠中先生曾说章太炎诗作“不足”百首,当非。程翔章、丘铸昌编著《中国近代文学》,认为“现存不过三四十首”,更是错误。这些诗作,绝非章氏意欲抛弃者。恰如《訄书》各版所示,章氏一生持续更改自己的编集,《太炎文录初编》收录的篇章,即便经过章太炎手订,是否完全符合章氏各个时期的本意,恐怕也是值得怀疑。诚如下文所示,人们难得一见章氏诗作“全”貌,以致评价、叙述往往各执一词。重新编辑一部章氏诗歌集,实属必要之举。

人的诗坛地位,绝非仅靠数量来确立,而需要艺术成就来奠定。章氏诗作艺术成就如何?从晚清文坛来看,章太炎诗作,诸如《艾如张》《董逃歌》《咏康有为》和《狱中赠邹容》等,风格独特,传阅广远,影响较大。较早评价章太炎诗歌者,有1902年梁启超《广诗中八贤歌》,赞称“枚叔理文涵九流,五言直逼汉魏遒”,独取其五言古诗。至1919年,汪辟疆撰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,将清末民初192位诗人,比照《水浒传》人物定位方式,进行排序和封号,封章太炎为“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”,属“步兵将校一十七员”头名,排名整个“梁山泊”英雄第六十一位,有诗赞:

高论多为世所惊,四言只许仲宣醇。即论七字俳优体,莫薄嘉隆一辈人。

恐与苏黄作后尘,辄思陶谢与为邻。偶拈瀸字消长夏,定有门前文字人。

《水浒传》第六十回称樊瑞为“一个先生”,“绰号混世魔王,能呼风唤雨,用兵如神”。该回有《西江月》一词进行描述:“头散青丝细发,身穿绒绣皂袍。连环铁甲晃寒霄,惯使铜锤更妙。好似北方真武,世间伏怪除妖。云游江海把名标,混世魔王绰号。”汪氏为研究近代诗歌的大家,此说虽有戏谈趣味,却抓住章太炎诗歌的某些特质,判断基本可从。联系此词的含义,汪氏所论,更加关注,或者肯定,章太炎对于晚清政局的影响,而对章太炎诗歌的艺术成就,似乎有所保留。值得注意的是该词后还补充说章太炎作为经学大师,“诗非措意,惟论诗则尚四言而抑近体,主三唐而薄两宋,又推明七子不可及,皆非今诗人所知也。”汪辟疆还有《近代诗人小传稿》,以为章太炎“生平为诗不作近体,而以五古最多”,明显仅推重其古体。

今人胡迎建《民国旧体诗稿》承绪旧说,称章太炎作诗不多,“独为五言”,认为“四言自风雅以后,菁华已竭,唯五言犹可伤为”。该书还说“他的一些古体诗,取法汉魏乐府,革命思想为曲折古奥的文辞所掩,亦比较难读。”确实,章太炎的诗作,尤其是早年诗作,存留下来的体裁多为五言古诗,艺术成就亦最高。就此论断来看,彼时人们多认为章氏诗作风格独树一帜,艺术感染力较强。然而,这样的论点,缺憾亦较为明显。

三人所论,时代悬隔甚久,然皆“挂一漏万”,偏重五言古诗,忽视章氏诗作艺术的多样性,以及文质彬彬、风骨劲健的艺术风貌。章太炎一生,经“常作诗”(汤国梨言),尚有律诗、绝句多首,且部分诗作艺术成就较为可观,故钱仲联《近代诗钞》认为章氏“从集中删去的早年所作的五律”价值较高,“这些作品比较高简”。钱仲联还指出,“他《自写诗稿》中的晚年作品,高古而弥近自然,也是佳作。” 钱氏所论,对章氏诗作有较为全面的考虑,与梁启超、汪辟疆等人所论大相径庭,恰好说明章太炎诗歌,艺术体裁多样,皆能达到较高艺术水平。为此,我们可以看看《漫兴》一诗。该诗刊发于1901年12月11日《选报》第四期,署名“支拉夫”。就诗意来看,或作于本年春,诗句如下:

花黯乾坤野马飞, 春江凭眺故依依。天涯雷电惊朱雀, 海国风尘化缟衣。梅福上书仙官薄, 园公采药素心违。登台欲望南屏翠, 苍水陵高蕨豆肥。

我们知道,《漫兴》九首乃杜甫上元二年(675)成都名诗,历来脍炙人口,其中第五首云“肠断春江欲尽头,杖藜徐步立芳洲。颠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。”感时伤事,可谓核心主题。章太炎选用此题,写作时肯定想到唐代大诗人的诗作,故而用诗句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忧心。首联言春日登高凭眺,江山依旧。当时,章太炎参与唐才常等人组织的“中国议会”,清廷追捕甚急,回故乡杭州躲避。颔联叙说戊戌变法失败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仍然海外漂泊。颈联叙写吴保初、丁惠康等人,仍妄想改良,谋划慈禧还政。两联对照,诗人心中的民族主义立场树立,坚定起推翻满清的革命思想,故而来到张苍水墓前凭吊。随后,章太炎身体力行,编辑刊刻《张苍水集》。当然,作为一首律诗,诗韵和章法布局,亦相当重要,而该诗格律谨严,对仗工稳,用事贴切,读来气韵流畅而沉郁顿挫,颇有几分杜诗风范。诚如章士钊言,“精妙流闻七字仲,却排魔派绝时风”,章太炎何尝不能写出七言律诗佳作来!就和俞樾《秋怀四咏》来看,此时章太炎尚创作有多首律诗。

此外,章太炎著名的近体诗佳作,尚有民国十年以后的《食瓜》《九日》《防疫》《归杭州》《生日自述》和《宋母沈夫人七十寿》等诗,多为五言律诗。整体来看,章太炎留存的诗歌,前期多为五言古诗,后期律诗数量增多。姚奠中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指出:“章先生曾有过近体诗已无希望的言论,收于他的《文录》中的诗,也没有一首律诗;然而后出的《文录续编》,却存有他手录的律绝达三十二首之多,其未经收录往往见于报章、杂志和友生笔记书信中的,也多为近体。”看来,钱仲联发表的上述观点,影响力远比梁启超和汪辟疆为弱,人们未能广泛采纳,而是高度重视五言古诗。之所以如此,恐怕论者只是看到章太炎早期的一些论述。如他主张“物极则变,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(自注: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,存之可也。其语则不足诵。),古诗断自简文以上,唐有陈、张、李、杜之徒,稍稍删取其要,足以继风雅,尽正变矣。”这段文字,见于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,乃1907年讲演文字,说明章太炎诗学的一些品味。换句话说,梁启超、汪辟疆所论,基于《太炎文录初编》,情有可原,而《民国旧体诗稿》似乎未及细阅《续编》,论点或有失偏颇。

人们对章太炎古体诗歌的偏好,似乎还有时代原因。确实,章太炎最具革命精神的诗作,多为五言古诗,而近体诗往往用于交际往来,颇有借艺术自娱的味道。对此,他曾于1913年向汤国梨女士说:“吾今多作诗,藉之排遣。” 现代中国最大的事件,当属“现代”国家的建立,以及绕此而展开的思想启蒙。在此进程中,人们关注有学问的革命家,多注意投枪匕首般鼓动革命的古诗。这一点,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,甚至影响到今天的部分论著。从1975年以来,有关章太炎作品注释者,主要有七种:南京无线电厂、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《章太炎诗文选注》小组的《章太炎诗文选注》(征求意见稿,上下册,1975年,油印本)、苏州市《章太炎著作选注》编辑组编《章太炎著作选注》(苏州市革命委员会,1975年5月)、章太炎著作编注组《章太炎诗文选注》(仅出上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)、本书编委会《章太炎著作选注》(云南人民出版社,1976年)、《法家著作选读》编辑组编《章太炎著作选注》(北京人民出版社,1976年)、朱维铮、姜义华《章太炎选集·注释本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)、武继山《章太炎诗文选译》(巴蜀书社,1997年)。前五种出现时,正是批林批孔风头正劲之时,“评法批儒”为编著动机,所选诗文内容多倾向“革命”,注释较为繁琐,用力揭发诗作的“革命”精神,忽视艺术手法的笺释。《章太炎选集》注重选取章氏学术、政论文字,诗作一首未取。武继山《章太炎诗文选译》所选注的诗作,与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诗文选注》,篇目基本相同,注释内容亦十分接近。对于想要读懂章太炎诗作的读者而言,这些注释的数量相当有限:《章太炎诗文选注》仅注释20首,《章太炎诗文选译》仅17首(包括《狱中与威丹唱和诗》译文中涉及5首诗作),而且基本只选录古体诗作,容易造成让读者形成章太炎先生仅倾力创作古诗的印象。

1923年,胡适应《申报》之请发表《最近之五十年》,有章节谈及“文学”。胡氏看到《太炎文录初编》,认为其中有几首可读,赞赏《东夷诗》第三、四首,以为“剪裁力比黄遵宪的《番客篇》等诗要高的多,又加上一种刻画嘲讽意味,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消那模仿的部分”。当时诗坛,得此殊荣者绝少。须知,有很多晚清著名诗人,胡适则只字未提。

文学批评总会带有一定立场。胡适高度肯定章太炎在晚清诗坛的杰出地位的同时,凭借进化论的批评武器,认为章太炎推崇古诗而鄙薄近体,可谓一种激烈的文学革命,然而如此努力只能是一种悖论,即复古终究无法踏上复兴之路。又说《艾如张》《董逃歌》,若没有那篇长序,便真是“与碑文谶辞相等”。胡适批评较为猛烈的是《丹橘》和《上留田》诸篇,以为“最恶劣的假古董”。他否定以章太炎、梁启超等人诗文为代表的“中国古文学”,认为:

古文学的公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。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:一是‘要有我’,二是‘要有人’。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,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。那无数的模仿派的古文学,既没有我,又没有人,故不值得提起。

正是如此,古诗方面,胡适专门提及章太炎为“古文学代表”,以为“虽没有人,却还有点我,故还能在文学史上占一个地位。但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,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,仍旧免不了‘死文学’或‘半死文学’的评判。”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,胡适几乎将章太炎同样看成是“诗界革命”的真正身体力行者,故而能逆反超拔曾国藩等人倡导的晚清宋诗派。

钱仲联接续胡适的观点,认为“章炳麟是第一个大张旗鼓起来反对宋派诗的近代诗人”,对宋诗“深恶痛绝”。确实,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诗辨》曾说“宋世诗势已尽,故其吟咏情性,多在燕乐。”只是,需要我们注意,钱仲联与胡适的论点有别,认为“章炳麟反对学宋,不是出于创新,而是以为‘宋世诗势已尽’,因此他自为诗,只是走学汉魏的道路。”正是如此,钱仲联以为胡适判定章诗“全是复古的文学”,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。由“复古”与否的判断,可以见出二人批评的立场有别:胡适传播新文化,提倡自由书写言情的白话文,主张抛开语言高度凝练的旧有民族诗文形式,而钱仲联自幼接受传统教育,青年时代接受国学教育,有着民族文学本位意识,能对古体诗歌持有欣赏同情,发现章太炎诗歌中的开“新”之处。

关键是章太炎本人如何看待己作?1929年夏,章太炎有《长夏纪事》一首,自我评价为:“皆附故事实,故反多新语。因自来水无名可施,以《释水》‘泉一见一否为瀸’,即以名之。此诗略脱窠臼,虽然不追步陶、谢,恐与苏黄作后尘。”诗人有着清醒的自我定位,努力创新,故1928年他作五言诗一章,却发现“袭杜韩成格,亦无以见奇也。”看来章太炎先生十分强调“创新”,以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。

那么,为实现“新”,诗艺方面有哪些特点?姚奠中先生看到,章太炎古体诗和近体诗,似乎有着相异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色。如果说情性和风骨乃古诗的追求,而“活剥”则为律诗近体的创作手法。姚先生认为,“活剥”一词,为鲁迅首用,指创作诗作时,将前人诗句改换部分字词,保留原来的格律和句法。如章太炎有句“汉阳钢厂锁烟霞”,正点化自李商隐《隋宫》“紫泉宫殿锁烟霞”。又如:

袁四犹疑畏简书,芝泉长为护储胥。徒荣上将挥神腿,终见降王走火车。饶夏有才原不忝,蒋张无命欲何如。可怜经过刘家庙,汽笛一声恨有余。

活剥李商隐《筹笔驿》,以讽刺黎元洪。姚奠中先生还举出另外几例,表明章太炎乐于此道。另外,还有《九日》首句“国乱竟无象”活剥王粲《七哀诗》之“西京乱无象”;《闻广东毁文庙》“万物本刍狗,天地非不仁”活剥《老子》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。不唯活剥,亦有翻案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这与宋人所言点石成金、脱胎换骨的点化方法相近。只是,鲁迅使用时,略带点讽刺意味,表明缺少创新,剽窃他人原创。在此,笔者还想指出,诗中诸如火车、刘家庙和汽笛等“新”词,与《长夏纪事》中的自来水一样,皆章太炎沾沾自喜者,恰好反映出晚清时候很多诗人创新之法,即嵌入大量新名词、新用语,以彰显诗人的时代特色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人的诗学主张,即从梅尧臣、苏舜钦和欧阳修等人开始,喜欢运用“新”语入诗,至苏黄则蔚然成风。这两点似乎说明,章太炎近体诗,尤其是律诗,注意运用宋人总结的艺术手法。胡适所见,仅为《太炎文录初编》,由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所言牵着鼻子,无法看到章氏“近体诗”沾染着“宋诗派”气息。毕竟,章太炎晚年诗友,多有靠近宋诗派的人物,如黄节、苏曼殊、黄人等,甚至陈衍等人本身即为宋诗派悍将。

古体方面,章太炎更加醉心者,似乎为“风骨”,以吟咏“情性”。1928年他创作有《寒食》一章,写信问弟子黄侃“未知风骨如何?”看来,他最为关注者,乃诗中“风骨”,故心目中的榜样,为建安、陶谢。对此,前人研究已有详细分解。如姚奠中先生作为章门弟子,依凭个人记忆,所见较为丰富,《试论章太炎先生的诗》(1992年)一文,论述颇为全面而公平,指出章太炎论诗,“首主情性”。章太炎自己也曾坦诚,“余亦专写性情,略本钟嵘之论,不能为时俗所为也。”在《国故论衡》中,章太炎更认为只有汉代诗歌“主情性”而晋宋以下不足取法,又说“本情性,限辞语,则诗盛;远情性,喜杂书,则诗衰。”确实,章太炎写诗,多能立足“言志”,应该与黄遵宪“我手写我口”之类的晚清创新诗风相联。于是,论者多以为古体诗方面,章太炎选用的艺术手法,则与近体诗有所不同。近有李文《章太炎诗文创作及人格精神的魏晋渊源》一文,从用语、句法和典故等方面详细考察章诗的“魏晋”风貌,尤其是与魏晋诗文之间的关联,颇值得参考。该文指出:“从章诗的词语、句式、用典、意象以及风格气象等各个方面,无不可以看到章太炎对魏晋诗歌与文化传统的吸收、借鉴与发展。”通读章太炎古诗会发现,他敏锐捕捉汉魏诗歌的语言特征,从中撷取常见的迭字(如萧萧、灼灼)、词语和发语词(如去去、一何)进入己诗,加上汉魏诗中的句式(我本、何能)、句法(如顶针格),更有内容和章法结构,风格接近汉魏之诗,读来质实有力,取得较高艺术成就。李文涉及的材料,仅限于部分已有注解的文本,且有所误解,如以为章太炎反对用典。殊不知章氏早期很多诗作,典故颇多,给读者造成极大阅读障碍,以致有人批评说文辞古奥而湮没了革命思想。退一步而言,李文本身有部分内容,讨论章太炎诗歌用“魏晋六朝人物典故”,恰好说明章太炎喜欢将己作放到更大的互文语境之中。

诚如姚奠中先生尝言,章太炎诗歌十分难读,原因主要有三:多用《楚辞》和汉赋中的生僻语句,古奥难懂;运用两汉、六朝故事,尤喜使用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典故;时代隔阂,很难追索作者的“当时”用心。这些皆表明,章太炎诗歌洋溢浓郁的“文人”气质,常用祢衡、梅福、杜根之事,而非彻底的直寻自白,甚至他受人推重的古体诗歌,创作中同样喜欢“化用”、“模拟”和“用典”等艺术手法。这些恰为诗人寻觅得来的创“新”的重要手段。或许可以说,“活剥”之法,一直贯穿着整个章氏诗作,古体或旧体皆为书写“情性”服务,维系着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“我”。正是如此,诗作成为我们理解章太炎生命、思维、情愫的重要管道。要开启这扇大门,尚需细致的注释工作来接引读者。

文学史书写,往往基于叙述者接触的文献资料和持有的研究视野,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面貌和风格。由于章太炎诗歌的收录情况,很长一段时间内,人们只能就《太炎文录初编》中的古诗来评述,多以为他主张“复古”汉魏诗风。加之时代风云变幻,人们对研究对象的关注,也会表现出“偏见”。近现代之间,新文化、新生活可谓整个社会的根本动向之一,“革命”大潮激荡着一切,人们评判章太炎诗歌,比较注重表彰他反对“宋诗派”的诗歌写作,以及言传革命精神的创作,忽略近体诗的艺术成就。这样的偏见,传染流行,更成为长期以来人们看待章太炎诗歌的基本观念,而各种值得用来商榷的话题,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下,等待新的浪潮卷到面上。

上述几个问题,就是因为文献和视野原因,至今有着颇为矛盾的回答,警惕我们反思拷问几乎等同常识的认知背后,往往隐藏着断裂和盲区,需要以更加全面的文献爬梳、更加多样的观察视点,面对我们认知的文学现象,进而探索原有盲点的造成原因。就像是阅读侦探小说,找出真凶固然令人趣味盎然,寻绎犯罪的心理动机则更让人确定自我的认知能力。当我们发现章太炎诗歌研究中产生“难题”的原因,总能有一种“超越”时空限制的全知全能视角的观看之乐,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钥匙,更加能感知到章太炎生命的丰富多姿。

特别鸣谢

敦和基金会

章黄国学

有深度的大众国学

有趣味的青春国学

有担当的时代国学

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

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

微信号:zhanghuangguoxu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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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号主编:孟琢  谢琰  董京尘

责任编辑:楊家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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